陈寅恪为何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鸿儒通才”?

陈寅恪大师不是博士

刘晓林

国学大师陈寅恪不是博士,但又确实是博士(博学之士)。我提到的第一个博士是指一个人的学位,第二个博士是指一个人的“内能”。

陈寅恪,国学大师。梁启超,国学大师。后者对曹云祥(曾任清华大学校长)极力推荐前者。

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梁曹二人因陈氏而起的精彩记录:曹云祥问梁启超: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又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说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说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大学教授对陈寅恪的推崇,曹云祥听后就聘了陈寅恪(《清华人物志》第1集,第170页)

人生恍恍几十年已过,我与不少朋友谈过如下的观点:存在于社会的每个人最需要的两种能力1、独立生存的能力。2、发自内心的自我学习能力。当然这两者是不能分出先后而是相辅相成的!“特立独行”的陈寅恪先生被誉为“教授之教授”即是印证1、2尤其是2的绝好范例。

据说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考博士,陈氏作答考博士实在是浪费时间,哪里比得上利用考博士的时间多学点东西。大学者俞大维自己多次提到陈氏的看法是正确的,并说自己虽是博士但与其相比学问差了不少。只有发自内心的自我学习--内动力会把一个人推的更远!聪明而懒惰的大多数人习惯了被社会、他人等外来压力的驱逐,进而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了“名不副实 ”的注解!世间大儒没有因出于“被动应付世界”而成的。“被动应付者”若能成为其从事行业的“名家”已是万幸,如果“一不小心”成了“大家”乃至“大师”,这“皇帝的新衣”随时都会脱落使的新衣遮盖下的人现了“裸”行!

陈寅恪非学士非博士,但大名鼎鼎的梁任公、饮冰室主人却说自己的所有著述加在一起还不如陈寅恪数百字有价值。为什么?里边一定有梁氏的自谦与强调。这里我想引申出一个我思索多年问题 :如果A认为B了不起,同时认为C不值一提。而被A认为了不起的B却觉得C非同寻常,此种情况下A需要慎重考虑了,是不是自己对C认识不够?换大白话来表述:A见了奔驰车上下来的B笑脸相迎,B却对路边的步行者C礼爱有加!A最好不要对步行者C不屑一顾了!否则有自己的“好果子”吃。但现实中的B太多,甚至如曹校长者也未能免俗!未能免土!!

陈寅恪(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1969年),“终日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十三岁,随兄师曾(衡恪)至滬,东渡日本留学,后因病归国,考入上海复旦公学。毕业后赴德,近二十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先后入柏林、苏黎士、巴黎、哈佛等大学勤苦攻读梵文、巴利文及其他东方语言文字数十种,独步成绝学。1925年归国,次年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后任清华大学文史哲三系合聘教授,授“佛经翻译文学”及与西北史地、中国中古文史哲学相关诸课程。

陈寅恪虽不是博士,但他却是大师。李嘉诚、盖茨、齐白石、凡高等等无不如是!可能有人会说,你所述是特例中的特例!不错,我要说的便是:大师(大家)是自身处处充满矛盾,而矛盾又处处得以协调解决;承认客观规律,合理运用客观规律,并能创造出规律中特例的人。

陈寅恪大师不是博士,当然他是博士也可能还是大师!总之,大师与否和是否是博士关系不大!!

陈寅恪先生的博学几乎无人能及,在理论上指明了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思想自由,精神独立;洞悉中国文化发展的问题,为了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和社会良知而谢绝高位甚至要求逐级下退!

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形成独立人格的国民、建设社会诚信的体系,这两点如果得以实现,中国方可进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甚至引领世界文明发展!


陈氏兄妹合影。左起陈康晦、陈隆恪、陈新午、陈方恪、陈寅恪


1923年,身在德国的陈寅恪,给国内的妹妹写过一封长信,论及自己的治学志向,付以买书的重托。


他说:“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


这封书信,被当时主持《学衡》杂志的吴宓得知,以《与妹书》为题刊载。


早在1919年,陈寅恪与吴宓在哈佛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吴对陈的博学多识极为倾倒,曾写信给国内友人说:“全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这封长信,更加印证了吴宓的说法。


陈宝箴领诸孙及重孙合影于江西南昌(1899年)。

左起陈方恪、陈寅恪、陈覃恪、陈宝箴、陈封可(陈衡恪子)、陈衡恪、陈隆恪


俞大维,是陈寅恪的表弟;俞的姑姑,就是陈母明诗夫人。 陈寅恪与俞大维,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 二人都好学深思,孜孜不倦,说诗谈词间论经史,每多共识,志趣相投,深为默契。


在德国,傅斯年曾对毛子水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留学期间,陈寅恪学习并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学问深不可测,独步成绝学,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


1904年日本留学时的三兄弟,右衡恪、中寅恪、左隆恪


1925年,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在这里,陈寅恪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对弟子要求极为严格:”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之碑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以此,在专业性上,陈寅恪乃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在公共性上,陈寅恪有着深深的家国情怀。在独立性上,陈寅恪有着桀骜的书生风骨。所以说,陈寅恪不仅是做学问的标准,更是衡量知识分子的一个标杆。


综上所述,陈寅恪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鸿儒通才”。

青年陈寅恪

这世界上绝顶聪明的人毕竟存在——像神一般存在!

陈寅恪是清华国学导师里唯一只有本科国外学历的通才。这不是说他没有能力读博,而是他觉得读博会严重限制他在其他感兴趣的领域探索。博士对他来说只是a piece of useless paper。他通晓的语言包括英语,德语(他也是第一个看了原版德语版马克思资本论的人),日语(留学过日本),拉丁语,梵语。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汉藏语系)包括蒙语,女真族的一些语言(具体记不住了,但季羡林老先生回忆自己是陈先生学生时对他的博学赞不绝口)。所有的这些语言的习得只是为了完成他史学考究的研究。别人会倾向于看翻译版,他直接学了那门语言再看原版历史文献,这个牛逼程度非我等能及。

题外话:在现在看来,陈先生别说进清华当老师,连大专都进不去教学。教授更别提,评不上正高职称。所谓教授和学术能力无关,这是当下高等教育的悲哀!

我们没资格评价!

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就作诗批评为权贵奔走,丧失自由之人:


弦箭文章苦未休,

极门奔走喘吴牛。

自由共道文人笔,

最是文人不自由。


而陈寅恪的一生,也始终贯穿着这种气节。可以说,陈寅恪定义了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是民国大师中的典型人物。


那他何以成为国人心目中的大师,何以有着「天下无人不识君」的殊荣呢?


也许在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作者:陆键东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3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陆键东写道: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生命已依附到那些卓尔不群的著作之中;作为一个文化大师,陈寅恪的灵魂已铸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陈氏此言道出中国传统文化百年动荡之大环境,也道尽在此环境下每一个有文化良知的学人那不可逃避的命运。」


而在著名党史、现代史研究专家徐庆全老师看来,《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之所以值得大家去读,一方面是因为陈寅恪其人的确担得起「教授中的教授」之称,值得我们去了解;另一方面,这本书所呈现出的大的时代背景,以及知识分子在飘摇时代中饱受摧残的命运,更加值得今天去反思。


陈寅恪通晓多国语言,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等,是学术研究的经典著作。


陈寅恪学识之渊博精深,在历代著名学人对他的评价中就可见得。历史学家傅斯年曾评价他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梁启超更曾说:


「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在陈寅恪任教清华大学期间,他一度被称作「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


徐庆全老师在导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时认为,陈寅恪之所以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与他的家世背景和早年经历分不开: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他的父亲陈三立则是一个有着「老派知识分子志气和志向」的大学问家,最终因不愿为日本人效力,绝食而死。


在这种家风、家学的影响下,陈寅恪自幼便饱读诗书,并承袭了先辈的气节和遗风。后来,家境殷实的陈寅恪得以去往日本、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游学。陈寅恪学习经历丰富,但从未拿到过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因为,他并不在乎学位,只在乎学问。

▲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通晓20余种语言)。曾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与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与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严耕望所评选的「现代四大史学家」。


对于陈寅恪的学习方式,徐老师进一步解读说,陈寅恪海外游学习得的,主要是一种「借鉴于西方的一种思维方式,学理方式,或者说对历史内在逻辑的分析来看待中国历史」,这种以习得治学思维为主要目的的现象,也同样出现在与陈寅恪同时代或者比他稍晚一些的大学问家身上。


比如钱钟书。徐庆全老师指出,钱钟书的《管锥编》和《谈艺录》里引用的注释中,各国语言都有。类似的还有季羡林,他到德国留学,原本应该学德国哲学,但他没有局限于此,而是「学到了一种海外研究的方法」。


在徐老师看来,这种学习方法「跟本乡本土接受西方的东西、看待历史完全是两码事」。


早年的游学经历,奠定了陈寅恪学术研究的基础。而他最大的学术成就,在于开拓诸多新领域。


徐庆全老师指出,陈寅恪在学术领域的开拓,表现在他的史诗词歌互证,他对宗教、突厥文的研究,对历史脉络的研究等。此外,陈寅恪还是中国现代历史研究方法的开拓者之一,著有众多具有「大历史观」的作品,甚至「老派学者在研究历史当中,都要把陈寅恪的书作为启蒙的书来读」。


令陈寅恪具有非凡魅力的,除了学术成就,还有个人风骨。


比如,他曾因拒绝为日本人做事而放弃留居香港,所以后来才留在了岭南大学任教。这不仅体现出了和他父亲一样的气节,更是完美演绎了陈寅恪自己在给王国维的纪念碑文中所提出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与家人


这样的陈寅恪,却在50年代遇到了自己命运的转折点,尤其是1958年,高校内「学生超过老师」的风气盛行起来,「你要想超过教授,必须先批倒教授」。


在外敌入侵,国土沦丧的30、40年代,陈寅恪能坚守自己的节操;在50年代,亦如此。学生想要批倒老师的风气,没有让陈寅恪放弃教学,这又反过头来使他遭受到更猛烈的批判。


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陆键东提到:


「陈寅恪享受着中国学人视为骄傲的『礼遇』,但陈寅恪还在不断承受着精神上的被歧视与被『整』的痛苦,『时代』有时的确很愚蠢!」


雪上加霜的是,1962年,陈寅恪摔倒致使右腿骨折,这对已失明多年的他,无疑增添了新的打击。


双目失明以及双腿行动不便的陈寅恪,只得在助手黄萱的帮助下继续学术研究。

▲晚年陈寅恪


陈寅恪没有屈从于现实,没有在命运的玩笑前屈服,书中写到:


「几乎在每一个朝代,在每一部皇皇的历史书中,都回荡着饱受委屈的忠良,仰对朗朗乾坤发出的『恨不能肝脑涂地,以报国报君恩深于万一』的痛呼。」


幸而,即使在这样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命运中,仍存有温情与高义。书中提到的黄萱就是一例,她曾经是陈寅恪先生的助手,无论她遭受多大的压迫,也坚决不去「揭发」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的得意弟子之一蒋天枢,更终其一生为恩师整理文稿,费尽周折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陈寅恪文集》出版。


包括王永兴、季羡林等后来的学者,也都为整理自己的老师陈寅恪先生的文稿做出过很多努力。

▲陈寅恪与学生们


徐庆全老师认为,陈寅恪及其教导过的学生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老师和学生,而是:


「将学术与敬仰连接在一起……超越了一切世俗的感情。」


在生命的最后20年,时代似乎只给了陈寅恪一间书斋,可是却不能束缚住他对家国命运的真诚关怀。


在葛兆光老师《最是文人不自由》一文中,谈及陈寅恪时曾言:


「不幸他只能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幸他还是一个书斋学者。」


虽然对于家国天下的思考与关注,使陈寅恪的晚年看起来荒谬、苦痛甚至凄凉,但他作为一代学人的代表和先驱,体现出的那种学人的气节与信仰绝非后世之所谓「大师」所能企及。


正如徐老师所说,阅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意义,在于让人们思考何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何为真正的「大师」。

最后一位应当是梁漱溟。

陈寅恪是文学家及史学家,他生于清末,也可以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儒学家。